外媒：從兩會觀察中國的民主進程

　　編者按：不同的群體從不同角度對正在召開的兩會有不同的解讀。而從民主的角度今年則有更積極的回饋。ft中文網刊文稱，跟往年比，對於“兩會”的一些細節性轉變，有人可能覺得無關宏旨，沒什么大不了，然而實際上它恰恰反映出觀念的潛移默化，預示著民主力量的滋長。和訊原文轉發以饗讀者。

    一年一度的“兩會”大戲又啟幕了，從廟堂之上的國是論衡，到民間的街談巷議；從中外媒體的新聞大戰，到網上輿論的意見紛呈，自會又有一番熱鬧景象。對於中國的“兩會”，過去觀察人士多認為形式重於實質，有人甚至將其形容為一個巨大的“政治party”，是政治人物及社會各界精英的政治秀場，因為它並不能在實質上討論形成任何政策或決策，左右中國的政治走向，一切都在會外決定好了，代表委員只不過履行一下拍手通過程式，蓋上“橡皮圖章”而已。

　　然而，情況似乎在起變化。現今的代表委員並不甘心當一個花瓶，而是積極地倡言國計民生，期待自己的意見建議能夠被決策中樞所接受，影響國家的大政方針或立法進程。其原因或許不僅在於人們對於年復一年的模式化的會議程式感到厭倦，也因為社會的利益集團分化越來越明顯，不同集團的代表期望通過每年的“兩會”，為本集團爭取到盡可能的最大利益。所以，“兩會”的實質化內容明顯加強。

　　“兩會”的務實作風顯然也與新的中央領導集體的執政風格有關。十八大以來，新一屆中央即在全黨發動了一場貫徹落實“八項規定”、反對“四風”的運動，其中一項內容就是反對形式主義。形式主義歷來是中國官場的痼疾，官員們緊跟著上級乃至中央的調子亦步亦趨，說著一套政治正確、但空洞無物的廢話，精於官場人脈，遇事推諉責任；不求有功，但求無過；既無個性，也無擔當。但是，新的中央領導集體上任以來，為陳腐的官場吹來一股清新的風氣。中紀委書記王歧山上任伊始就反腐敗問題召開的征詢專家意見座談會上，開口即要求與會專家發言時省去程式化的客套，直奔主題，並要求“不念稿”。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與部委官員開會時，隨時打斷官員發言提出問題，弄得一些官員措手不及，無從應對。全國政協為提高政協的議政效果，恢復舉行中斷數十年的“雙周協商座談會”，邀請官員、專家、業界人士就一些專業性問題進行自由式討論。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在主持會議時，也要求“不念稿，可以打斷別人，可以發表不同意見”。

　　在中國高層領導的引領和推動下，這種務實作風也深刻影響了地方“兩會”。媒體報導，很多省、市地方的兩會都縮減了規模，壓縮了支出，會議發言不再穿靴帶帽，而是實話實說，就問題，談觀點。據稱，會議由虛轉實使很多代表委員一時感到不適應，感到“壓力山大”。過去參加兩會，人來了就行，提不commit議案，發不發言，一切由我。現在，你關注了什么問題、commit了什么議案、發言質量如何、是否反映了民眾的呼聲等等，都受到社會的關注和評價。這樣就對代表委員形成一種壓力機制，促使他們在會前做足功課。

　　對於“兩會”的這些細節性轉變，有人可能覺得無關宏旨，沒什么大不了，然而實際上它恰恰反映出觀念的潛移默化，預示著民主力量的滋長。劉瑜在其《觀念的水位》一書中指出，“觀念的力量可不能小瞧。當年老老實實給地主打長工的農民就是被灌輸了‘剝削’這個觀念之后，開始理直氣壯地剝奪地主的土地。過去30年經濟發展蹭蹭蹭，很大程度上也是因為觀念倒了個個兒：同一種活動，過去叫‘投機倒把’，現在叫‘市場經濟’。80年代蘇東劇變，並非經濟有什么大危機，無非是觀念的水位變化了……”

　　30余年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的發展、西方民主自由觀念的輸入、以互聯網為代表的自媒體技術的發展，這一切促進了中國人主體意識的覺醒和民主觀念的啟蒙。在社會觀念上，執政者並不具有當然的權威，民眾再也不會無條件服從政府的權威，這樣就為民主在中國的發展提供了觀念的條件。民主是一系列的制度建構，但是在觀念的條件還未準備充分之前，民主無從建立。只有社會觀念達到了一定的“水位”，自然會水到渠成。

　　公民民主觀念的提升是緩慢的、漸進的過程，因此中國的民主仍然在起步階段，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在欣喜地看到“兩會”出現實質化轉變的同時，也不難看出其總體上仍是形式大於實質，會議過程充滿儀式化成分：“一府兩院”就過去的工作已形成書面報告，但仍要花時間在大會上由各部門首長照本宣科朗讀一遍；報告有著固定的格式，包括過去一年的成就展示、存在的問題及其原因、下一年的計劃和打算；代表在審議報告時一般先充分肯定有關部門取得的顯著工作成績，同時指出存在的問題；表決有關決議時基本是以絕對多數通過。在“兩會”上，人們很難看到西方國家議會經常性的激烈辯論甚至爭吵、對政府官員面對面的質詢、一些議案經常被否決。

　　在中國，很多黨政官員本身就是“議員”（據統計占十二屆全國人大代表總數的40.02%，在各團體中屬絕對多數。其余團體的比例為：企業高管占24.05%，基層代表占6.81%，軍隊代表占8.99%，其他代表占20.13%）。這種身份交叉重疊現象導致的是同體監督，因而必然難以取得實質的權力制衡和監督的效果。在現代民主國家，分權制衡是基本的政治體制和架構原則，但在中國還不存在真正意義的分權。另外，人大代表都是兼職的，他們都有自己的主業，“議員”只是其業余身份，這大大影響了他們履職的質量和效能，從而也制約了民主發展的進程和水平。（來源：ft中文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