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志昌專欄】小心!貿易戰是「美國V.S.全球各國」!

壹、前言

2018 年初中美貿易戰爭,以及 2020 年 1 月開始的 COVID-19 疫情,使得製造業在中國各地布局,出現遷移變化。以台商而言,為了因應美國對於中國大陸產品,課徵高關稅。根據台灣經濟部的統計資料,到 2019 年 11 月為止、約有 152 家台商,回到台灣設立生產線、投資金額約有 6,236 億新台幣;經濟部估計 2020 年初,該項金額可以突破 7,000 億新台幣,蔡英文總統說:這可以為台灣創造約 55,000 個工作機會。2019 年 11 月是景氣領先指標高峰期,但是無論是在地或是已經回流的台商,2020 年一開年多受到 COVID-19 疫情考驗。COVID-19 疫情源頭是在中國武漢,台灣本土 R0 數值與確診率、死亡人數多相當低。截至 2020 年 5 月為止,在台灣 COVID-19 疫情只造成 7 人死亡;這個數字顯現,台灣衛生部門與公共流行醫學,在樓行病的防疫水準是相當高、世界一流、傲視全球。依照理性的預期概念,當 COVID-19 疫情過後,應該還有台商回流、或是離開中國大陸的延續性潮流?

貳、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這種倦鳥歸巢、鮭魚返鄉的現象,比照 1990 年至 2017 年間的情景,幾乎是天壤之別。當時台灣企業受到,中國大陸低價土地與勞力成本吸引;再加上中國大陸各地方政府,多將招商引資當作是施政績效。中國國務院根據「外資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所的稅法」,規定對外資投資中國的「兩免三減半」優惠措施;也就是外資企業,可以在獲利的前兩年免徵企業所得稅;而接下來的三年則減半企業所得稅。這項免稅與減半課稅措施,激勵台商前往中國大陸投資。期間各種傳統產業大廠的移動投資,也帶動其整個供應鏈、一起移動到大陸。這種熱衷於大陸的投資,並沒有隨著之後陸續發生的系統性風險而改變;低廉生產成本像磁鐵吸引住企業。一直到中國國務院 2008 年 1 月 1 日生效,2012 年曾經修正的「勞動合同法」出籠之後,台商的投資行為才漸漸有所動搖;但因應這種變遷的方法,也只是改變投資地點。台商開始由大陸沿海地區,所謂「廣州、大連、上海、青島、天」金等城市,轉向內陸四川重慶成都,及湖北武漢長江流域等。這種遍地開花的投資狀況,更加速大陸內陸都市化速度;2008 年全球金融風暴之後,慢慢高漲的土地與勞工成本,才開始顯著影響到台商生產利潤。2014 年之後勞動與土地紅利漸漸流失。

(圖一:美元兌換人民幣月曲線圖,鉅亨網)
(圖一:美元兌換人民幣月曲線圖,鉅亨網)

 

以上這一些變化,多非來自於政治對立、或者是國家主權意識形態差異;真正的原因是因為中國製造成本,自從 2010 年勞動合同法推展兩年後,全球經濟景氣達到最高峰後,大陸土地、勞工成本多已經提高不少,而部份原本在大陸的廠商,漸漸考慮到越南、泰國、緬甸、寮國等移動。過去之所以這種移動行為並不顯著,是因為龍頭廠商宛如大象無法輕便移動;不會就只有土地與勞工提高,就馬上做出顯著的移動反映。台商之所以群聚於大陸,它的商業模式是台灣接單、大陸加工生產與出口。出口到美國與歐洲等地,是享受國民待遇、低關稅的優惠;但是這種低關稅的情勢,在 2017 年年底釀出高關稅煙硝味、2018 年情勢丕變。是最終產品的生產者移動,才會引發中下游業者、整個「產業聚落」(Industry Cluster) 的牽動。在台灣這邊,2016 年蔡英文總統就任之後,適時推出新南向運動,台灣公民營銀行業者漸漸轉到東南亞,設立經營據點;使得台灣對外投資開始分散。2017 年起,美國顯著對中國經濟與科技產品的擴張行為感受強烈威脅,對於中國 2025 製造、工業 4.0 及第五代通訊標準 5G 下的中國國家資本主義運作不滿;因為它補貼中國企業、與鼓勵企業去想辦法取得智慧財產權。2018 年初川普祭出「中國經濟侵略備忘錄」,正式宣告要對中國製造加徵 25% 關稅,美中貿易戰爭正式登場。

由以上敘述過程可知,台商在 2010 年之後就已感受,中國製造的低成本時代已經過去;2018 年的美中貿易戰爭,更加強台商往東南亞、或是加強回台的心思。再加上歐盟與美國等開發國家,在 2014 年 7 月 OECD 推 CRS(Common Reporting Standard for Automatic Exchange of Financial Account Information in Tax Matters,共同申報準則) 建立「國際之間金融資訊交換準則」,也就是參與 CRS 國家多需要將非居民的資料與金融帳戶資料,傳遞到帳戶所有人的報稅國家,對方國家也要做同樣資料交換。中國 2016 年中國大陸發布 CRS 中國意見稿,2017 年開始執行;這個措施也使得在大陸台商背瘠發涼;之後中國大陸在 2018 年中完成調查,並於 2018 年 9 月進行第一次交換。可以理解當中國政府,在 2016 年發布 CRS 意見稿後,大陸外資熱錢資金的移動、台商資金回流的潮流早就該展開了;因此間皆締造 2017 年台股的榮景。但 2018 年初起,因為貿易戰爭情況急轉直下。這些發展從人民幣的長期過程就已經見到,2015 年中美元兌換人民幣匯價,已經從 2014 年 2 月的高峰,貶值到 6 人民幣兌 1 美元;而到 2017 年發布 CRS 草稿之後,人民幣兌換美元幾乎已經接近 7 兌換 1 美元水準;2018 年初貿易爭風起雲湧,匯率正式探底 7 兌換 1 美元

(圖二:鴻海集團股價周線圖,鉅亨網)
(圖二:鴻海集團股價周線圖,鉅亨網)
叁、美國貿易戰爭不只單挑中國大陸、是全球性戰略!

例如台塑企業或是鴻海集團,如果將它們的塑膠與智慧型手機產品生產部門,做出外移中國的決定;那將帶動整個產業鏈的外移。廠商要移動生產基地,不單純只有土地與勞動成本的考慮,還有行銷便利、出口關稅低廉、勞工素質、及與官方建立合法聯繫管道、交通連結的便利性、人口紅利等等,是非常多元化的因素所造成。這比一個家庭的搬家還要重大,因為一個家庭的居住房屋移動,涉及到平日生活的動線、上街採購買菜、子女上學方便、及工作交通路線的改變。因此對於需要換屋居住的家庭,它的考慮是兩代教育、或是三代的保健生活狀況,如果還要為自己退休考慮,則就又要考慮到健康保養,不能遠離醫療機構太遠。企業生產位置的移動也是一樣,涉及到成本、生產供應材料、及行銷市場的距離、運送成本。

近兩年多以來,由於中美貿易戰爭,使得中國製造後行銷於美國,產品的成本升高;因為美國對中國製造的產品,進口關稅提高 25%。這麼極端的關稅條件,是造成台商大量向東南亞地區移動的催化劑。還有這次的 COVID-19 肺炎的傳染與流行。本文認為,其中以中美貿易戰爭的效應會較為顯著;因為雖然 COVID-19 病毒,的確是開始於中國武漢;剛開始之際,稱之為「武漢肺炎」,但之後漸漸卻流行於全球各國,美國的疫情在 2020 年 4 月達到高峰。這使得美國對疫情的發源與初始流行區中國超級不爽;不少國會議員在參議院或眾議院,提出請中國賠償的議案。而白宮經濟團隊則希望,廠商到美國生產製作,引導廠商回流美國、增加美國的製造地位與稅收。

就廠商而言,就近服務客戶、與生產聚落的群聚、技術與產品特質是主要設廠的考慮。就鴻海集團而言,它主要是代工 ODM 與 OEM,因此它需要尋找一個勞力密集的地方,有眾多的勞動力可以運用,例如中國深圳龍華廠與印度等,因為它是以高營業額但是低毛利率取勝;因此它是否要由中國移出,需要縝密考慮這個低毛利率的問題;這可能就是鴻海現在將部分產品移往印度的原因。因為在 2018 年美國啟動對中國的高關稅之後,也同時也在 2018 年 4 月對印度撤銷行之有年的「關稅普遍優惠制度」(GSP),這削弱了中美貿易戰爭的成效,同樣是以勞力密集為主的塑膠、紡織等產業,再度回流到中國大陸去。這也是印度原本已經打算,退出 RCEP 區域整合的理念,重新思考是否再次進入。也因此經濟貿易學家批評,美國忽略了全球貿易關係,千絲萬縷複雜的程度、顧此失彼。美國的 GSP 關稅原本是用來扶持開發中國家的經濟發展,雖然印度官方認為 GSP 關稅的取消,對於印度只有 1.9 億美元的影響,但是美國將印度輸美的 GSP 關稅取消,也會使印度想對美國輸往該國鋼鋁產品,課徵更高的關稅。印度的紡織、成衣等業者說,如果連泰國、印尼等 GSP 關稅,也在與美國談判中被美國取消,那麼這些產業的訂單將會回到中國去,這不表示美中貿易談判又被削弱了?

(圖三:印度孟買是金融中心,維基百科)
(圖三:印度孟買是金融中心,維基百科)
肆、結論:由此可見美國在乎的是貿易規則的公平!

當然以美國貿易代表署的思維,它是很單純地對印度的貿易障礙,提出對等的方案;但是它並沒有顧及到其它副作用的影響。這就跟財務金融學者,對於一個、或多個變數「多元回歸分析」(Multiple Variables Regression Analysis) 的設計思維一樣。學者多需要設定兩、或三變數之間的「交叉項目」(Cross-Session Items) 變數,以便顧及到兩者的重疊或逆衝影響。用這樣的思維去思考,很清楚地看到美國貿易代表署,在進行再「讓美國再偉大」的過程中,是每個個案多檢討,以達到雙方的公平性為主,而不以全盤利益為優先;它的思維方式就是每個雙方的公平性累積,它認為這樣就是整體福利的最大化。不過從中美、美印的這些貿易關係變遷,可以發現這可能只是次佳福利,而非最佳福利效果。而且也說明貿易戰爭,不只是針對中國一個國家,而是全盤考量。這在意識形態方面是有很大區別的,如果美國只是針對中國,那的確是去中國化;但是它還涉及已經重組的 NAFTA、又與印度有戰略協定、卻又將印度去 GSP 關稅優惠化。這也顯示美國不僅在貿易上就事論事,也與軍事政治策略有所區別;例如在政治戰略上,美國與印度不斷加強印度亞太戰略關係,防堵中國在印度洋的勢力擴張。印度工商界認為,這簡直是匪夷所思;取消印度在美國的 GSP 優惠,這又無異將商機丟回給中國商人,美國這豈不是白忙一場?本文認為,現在的美國已經有被追上的危機感;因此在軍事、移民、技術、貿易等方面的遊戲規則重新建立,並非只有針對中國大陸;只是因為中國的貿易金額太大,因此談判規模很大、協議議題也多元化。但很確定的是,美國不是要停止全球化運動;也不會就此停止全球化。

(提醒:本文為財金專業研究分享,非投資建議書;不為任何引用本文,為商品行銷或投資損益背書。)


亞太區域發展暨治理學會首席經濟學家邱志昌 | 邱志昌

淡江財務金融學系博士、統計學系傑出系友;淡江大學副教授。2015年香港亞洲金融論壇(AFF)台灣代表團長;中華民國第一屆投信投顧公會理事。專注全球金融市場趨勢預測研究,常接受國際投資銀行、國內金融業金融投資諮詢與論壇邀約;常出席資策會大陸產業經濟會議、金融研訓院研究計畫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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