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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不出"富士康"的農二代

※來源:財匯資訊,摘自:經濟觀察報

5個月、“九連跳”,富士康以一種驚世駭俗的方式再次為人所熟知。

很容易以為富士康是一間“血汗工廠”,但它門外每天數千人的應聘隊伍似乎給出了不同的答案。富士康集團媒體辦公室主任劉坤反問,如果富士康是“血汗工廠”,那么每天數千人排隊進入富士康,是不是他們選錯了?

選擇對錯本來因人而異,問題是,他們有沒有選擇?“九連跳”事件中,當事人大多在18-24歲之間。在富士康,85%以上的員工是這樣的“80后”、“90后”,他們被稱為農民工二代。

常識告訴我們,他們很難進入國企、高新科技企業以及公務員系統等城市高端行業。幾十年來,來自中國農村的這個龐大打工群體,似乎天生就與同樣龐大的外向型加工制造業綁在一起。

在這種低端經濟中,相比之下,富士康是一個不錯的選擇。因為離開的人往往發現,很難找到如富士康一樣規范的工廠。每年因此而選擇重回富士康的不在少數,包括5月14日最新一起跳樓事件的主角。

然而,這并不意味著富士康就是他們的天堂。盡管是世界最大電子代工企業,但富士康無疑處于全球產業鏈的低端,這決定了富士康的低利潤事實。低利潤不可能帶來員工的高收入、高福利,這時候,所謂“最大”只不過是就員工規模而言,只有“人海戰術”才能最大程度增加企業利潤。

在這種經濟體中,所謂人文關懷是奢侈的。在富士康,加班仍然是顯著增加收入的尋常途徑,個人在流水線上的角色更近似于零件。許多年來,他們的上一代也是這樣過來的。不同的是,他們更有夢想,離開了農村便不想回去,卻又發現根本融不進城市。在農村和城市之間,似乎只有富士康才能暫時收留他們。

“許多問題,都出在上游,只是因為水流到了富士康這里,問題集中暴露出來,所以大家以為是富士康的問題。”這樣的辯解有卸責之嫌,卻也并非全無道理。

必須承認的是,正是長期以來難以轉變的低水平經濟結構和城鄉二元結構的現實,造就了這個在城鄉之間不斷徘徊的中間群體。

這里面當然有必須考慮的特殊國情。人多,農民多,這成就了中國的加工制造業,反過來這個行業也提供了盡可能多的就業機會。時至今日,仍有數以億計的農民工以此謀生。轉變經濟結構和城鄉二元結構的口號喊了很多年,但這樣的現實至今未有太大改觀。

這正是我們需要檢討的地方。多年來,兩代農民工背井離鄉,從農村來到繁華的城市,為社會創造了巨大財富。然而,我們將這些財富大規模堆積在城市的同時,卻忽略了城鎮和農村的建設,雖然后者才是承載中國龐大人口的出路;我們為成功“保8”投入巨資,在包括職業培訓等在內的教育領域投入卻乏善可陳,雖然后者才是改變這一代年輕人命運的出路;多年來,我們培育了富士康這樣的代工“巨無霸”,卻因害怕大規模失業而不敢調整這樣的經濟結構,盡管后者才是提升整個中國經濟的出路。

在這樣的事實面前,有夢想的農民工二代很容易感到迷茫和痛苦,夢想轉眼間就變成妄想。“九連跳”事件中那些不幸的年輕人,采取極端的方式為自己解脫,然而更多的富士康員工選擇了堅忍。因為除了死亡,他們發現自己根本無法跳出“富士康”,富士康之外是同樣甚至更為惡劣的就業環境。富士康“九連跳”期間,發生在浙江臺州的打工三兄弟相約自殺事件就是例證之一。

30多年來,這個國家正在發生“移山填海”式的變化,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是對農民工二代而言,改變命運與這個國家改變經濟結構和城鄉二元結構一樣的艱難。

這一切仍然需要“愚公移山”、“精衛填海”的精神和毅力。老祖宗在幾千年前以這樣的傳說,向我們傳授面對宿命應該采取的態度和做法。長期以來,人們習慣于解讀故事的正面含義:堅忍和勝利,卻有意無意間忽視了故事最可能的結局: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往往意味著犧牲。

問題是,當第一代農民工默默犧牲之后,我們是否準備繼續犧牲他們的后代?而在他們做出巨大犧牲的同時,我們給他們的回報又是什么?我們的城市光鮮亮麗,無時無刻不在顯示現代化大都市的氣派,卻也在事實上給他們下了一道道逐客令。

這就是愚公和精衛的下場嗎?當移山填海一步步變成現實的時候,他們被遺棄了。在城市和鄉村越來越大的差距之下,他們找不到中間地帶,因而也就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在這種情況下,如果說縱身一躍該需要多么大的勇氣,那么活在當下的人們,則無疑需要更大的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