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的角色定位:理科生追的是技術 文科生活的是人生
※來源:和訊網

在對待生活或者人生本質問題上,文理科人的思考有什麼差異?孟薔薇是一個「理轉文」的學生,她在FT中文網的刊文中對這一問題談了自己的看法,值得我們思考。

不久前,「有技術的野蠻人」一詞在朋友圈稍微漂了那麼幾天。陶東風先生的文章《拒絕有技術的野蠻人》,談的是所謂「大學精神」與「有技術的野蠻人」之間的張力,更准確地說,是一種排斥。我稍微注意了一下,轉發者里有理科的朋友。(在本文中,請將「理科」作廣泛的理解,「文科」亦如是,提及人群的時候也是泛泛而指。)不知這樣的轉發意味着什麼,不過,他或她大概已把自己排除在了「有技術的野蠻人」之外,至少對此已有警惕。

然而,這世上復雜難名之事、之心、之人甚多,也許不是我們真的要去復雜,而是常常說不清自己所持的是何種立場,即使說清,我們又會因為各種更為復雜難名的原因,常常把自己的立場和實際行動對立起來。轉發或點贊「有技術的野蠻人」者,無論文科或理科的朋友,雖然多屬真誠,怕也難逃這人生復雜的「宿命」。

我自己是由工轉文的,目前在歷史學系攻讀博士學位。之前我每每以有關懷的理科生自命,如今不好這麼說了,大概只能算懂點實驗,且只限於機械制圖和仿真模擬的文科生了。過去在理科圈我是邊緣人,如今在文科圈則力求「去邊緣化」。以我的道行,不敢說歷史學的精神是什麼,不過我大致可以肯定,這和我過去設計圖紙,做仿真模擬之類的差別不啻霄壤。

以前,我無論歡喜或憂愁,假意或真情,都會老老實實在實驗室呆夠時間,或求「老板」差強滿意的笑容,或求心安以便畢業。總之,規矩還是要講的。在實驗室除了「干活」之外,我們和「老板」之間似乎沒有太多的交流,彼此也就不甚了解,誠如所謂「最熟悉的陌生人」。但有一點我們似乎已有了「默認的同意」,即我們的所謂人生觀、價值觀和許多「別人」都差不多。在理科許多師生的群體里,這似乎是普遍情況。假如,我以「事後諸葛」的姿態去回味我當年的生活,理科圈中人在生活的「背景和底色」,即所有涉及「人生大方向」之類的問題上是有共識的。那就是,這些問題大概是不需要討論、糾結的,大家已經有了不自知卻又「一致同意」的「不言自明」。

價值持守這樣的事真的很玄妙,因為對許多人來說,這都不是特別值得注意的問題,因為它早已內化於每個人的內心深處。「默認的同意」實際上在多數人那里,已經等同於「不自覺的被迫」,因而必然也是沒有經過省察的。據蘇格拉底說,未經省察的人生不值得過。那麼經過省察的人生值不值得過呢?我覺得這個問題可以兌換成另一個:「真正的」人生是否必然帶有某種省察的色彩,甚至常常只以省察的方式存在?那種一個「老板」省察(當然,這個「省察」也可能是從別處借來的),十個「打工仔」懵懂的圈子,與其說是眾人在「一致同意」基礎上奮力前進,不如說是一個人「雲雲」、一群人「昏昏」的隨波逐流。當然,這個「老板」也可能是十分「清楚」的,他不過是要別人糊塗罷了。那麼,一個人深明真相和一群人不明真相,作為一個硬幣的兩個面相,又算是哪門子價值觀呢?

也許在文科人看來,這就等於沒什麼特別的價值持守了。然而,中文我不清楚,哲學我也不了解,至少在歷史學里,理科圈里的那種「默認的同意」恰恰是我們最需要拿捏的問題,也是體現一個歷史研究者道行深淺的所在。歷史上任何已經成為過去的「事實」,都已無法復原。無法復原不是因為文字記錄多有不實,影像資料幾乎空白,當事人口述不夠精確,而是因為,作為今天的研究者,你站在「必然殘缺」的史料堆里,如何講述歷史,怎樣看待過往的各色人生?

所謂「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大概是說並沒有什麼真正「客觀」書寫的歷史,只有客觀存在的偏見。一切歷史理解都起源於理解者自身的某種「前理解」(「感覺」?),一切歷史都是以被理解的方式存在的,並沒有什麼脫離理解之外的「客觀歷史」。歷史是歷史對象和理解者、過去和現在、客體和主體的統一,這就注定了任何歷史理解只能是理解者的一種偏見。

歷史研究者所練的功夫,不過是要把個人的偏見投放到一個更為深邃的時空,以實現對歷史事件或人物的「同情的理解」,透過紛繁復雜的過往,給人性之復雜這一人性的「恆一」提供自己的注解,以豐富所謂「理解的歷史性」。通俗地說,我們要做的,就是努力把那些曖昧難言之處,盡可能說清楚、道明白。當然,反過來,我們也極可能在理科圈認為已經「十分清楚」的問題上繼續糾纏它的思想性意義,把「簡單」的問題越做越復雜,以致理科圈會認為我們無聊。也許是無聊啊,然而呀然而,我們還是會繼續。

把復雜的問題越說越簡單,同時把看似「簡單」的問題越做越復雜,似乎是不少人文學科的「通病」。正如前文已經指出的,包括歷史學在內的人文學科關注的問題,既不是理科圈的學術主題,也不是他們飯後茶余的嚼頭,假如他們認為我們的「通病」真的很無聊,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無聊」背後所呈現的,似乎不止是文理科在「器物」,即操作或技術層面的分歧,還有更為深層的「本體論」差異隱藏其中。

我承認,我是在世俗意義上亂用「本體論」這個比較艱深的哲學概念。我想說的只是,文理科人在對待生活,或者人生本質這一問題上,在思考方面究竟有何差異?這一問題,當然和我們兩千年來,尤其是近幾十年來所受的教育和家國氛圍有莫大(博客,微博)干系。我們歷來有忽視個人本位的傳統,至於如何褒貶這一傳統,則已是另一個問題。這里我只想考察一下這種忽視所造成的後果。

有那麼一個時期,個人不但被忽視,甚至簡直就是工具,以便服務於更為宏大偉岸的「集體」。那個年代,是自然學科登堂入室,大顯神威的季節,學理科不但「政治正確」,而且名利雙收。文科的處境就慘淡了點,許多頗富特色深有積淀的學科被合並、限制,學文科成了「不是犯罪就是受罪」(徐復觀語)的苦差事,文科知識群體活得戰戰兢兢、踉踉蹌蹌,鼻涕一把淚一把。直到今天,在不少地方,據說最聰明的男孩子都去學最有前途的理科了,學文科是笨孩子的無奈選擇。這大概也是那個年代沉渣泛起、余威震於殊俗的烙印。

可以說,這樣一種歷史基因,幾十年來潛移默化間注入了文理科各自的發展軌跡。對於理科人來說,他們很容易認同宏大敘事,在「沉默的同意」中把自己忽略掉,默默甚至極為活躍地承擔起「民族」、「國家」這些十分復雜的宏大話語,及其背後的所謂「義不容辭」。恰好,這和中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傳統十分吻合,早已是中國古已有之的老特色。然而,這個特色並未經過思辨的審視,更加「然而」的是,這個審視卻在文科人幾十年來「不是犯罪就是受罪」的痛苦歷程中開始慢慢萌發。天網恢恢啊天網恢恢!他們開始有了西方意義上的反思、批判的意識,更加注重宏大敘事背後那個被(迫)隱形的「人」。

換言之,至少到上世紀八十年代,文理科人在審視「人的生存」這一根本問題上,其實已經分道揚鑣,漸行漸遠,二者認知之間的張力越來越大。不過,到九十年代以後,宏大話語體系逐漸失去舊有的凝聚力,連理科人也開始漸漸放棄對宏大任務的道義承擔,轉到對自身所處現實的關注上。

這似乎在縮小文理科人在此問題上的認知之間的張力。然而事實並非如此。因為,對自身現實的關注是需要一點本事、一種能力的。我不是說理科人就沒有這個能力,而是說,人對自身的生活進行審視,需要一定的智識基礎。沒有這個基礎,你就無法對現實做出深刻的辨析,甚至無法意識到它的存在。這個基礎,並不是在舊的話語體系解散之後就可以分分鍾建立起來的。

我們看到,如今理科圈「老板」多多,「生意」興隆。把這一現象理解為一定程度上的「人性解放」似乎並無不妥,不過如果換個角度看,它不過是舊的(他者強制的)話語體系解散後,浮萍在飄零,雖然美妙卻不自主,光鮮卻無意義。過慣了集體生活的蜜蜂一旦被打散,似乎最要緊的是生存,恐怕來不及思考「蜂生大事」。至於生活得很好當上了「老板」,是否就有更為高妙的思考,也是難說。如今的許多理科人,尤其缺乏這種思考。

其實他們完全可以通過和周圍的文科人多交流,來提升這種思考能力的。慢慢地,他們也許就不只是「老板」或「打工仔」,而至少是「有文化」的「老板」或「打工仔」。令人遺憾的現實是,許多人並不願意做這種交流,因為在他們看來,文科人的工作「卑之無甚高論」,不值得去了解。有些人甚至根本不知道文科人究竟在做些什麼,他們壓根不覺得,在技術之外還有一種存在,叫做人生;在「老板」和「打工仔」之外,還有詩和遠方。(當然,或許他們已把技術等同於人生,把「老板」看成了詩和遠方,這就另當別論了。)這種「不知道」背後深藏的,是智識上的自負。而這種自負,就不只是理科人的毛病,而真的是文理科的通病了。不過,本文只談理科人的自負,文科人的問題另行闡釋。

任何人,無論是象牙塔的學者還是鄉野的村夫,大概都本能地具有一種智識上的自負,雖然他們對智識的理解可能有很大不同。而自負往往就免不了自我封閉。具體到象牙塔內部,這種自負造成的壁壘也是比比皆是。再具體到理科人的圈子,這種自負構築的銅牆更是隨處可見。

機械專家也許會說,從自行車到電動車、代步車,從火車到飛機、宇宙飛船,機械設計最具實用價值;電子系學者可能會講,我新給出的導通元器件的脈沖程序,就是新時代數碼產品技術革新的基石;應用化學的學者也許只用一個實驗就可以秒殺前兩者,因為那化學反應的微響或巨響,已經念出了人類延年益壽或集體自殺的魔咒。

而具體到各自學科的內部,互相之間的「不懂」就更加細密:搞機械理論的不懂自動化應用,搞材料加工的不懂材料學,搞軋鋼的不懂模具設計,且他們內部更細的差別也使他們互相不懂;搞晶體管的不懂雷達,搞衛星通信的不懂光纖,搞電子管的不懂電子機械,且他們內部更細的差別也使他們互相不懂;搞無機化學的不懂有機化學,搞物理化學的不懂生物化學,搞分析化學的不懂化學工程,且他們內部更細的差別也使他們互相不懂……諸如此類,琳琅滿目。

理科內部尚且如此,理科人對文科的不懂,似乎就更多了,而這種不懂所鋪開的,則是迥然有別於理科自身領域的另一塊天地:中文學者也許會說,他已看透世界,寫透人生,大千世界千姿百態酸甜苦辣魑魅魍魎盡在筆下;歷史學者也許會說,他不但看透,而且用更為長遠的鏡頭聚焦過古往今來的一切,洞穿了人世一切復雜的秘密;哲學家可能對前兩者都微微一笑,你們一個是「就事論事」,一個是「就事論理」,而我是「就理論理」,我的學說是從概念到概念,從理論到理論,從抽象到抽象,一切「看透」、「古往今來」、「秘密」都被我高度抽象化以後收入寶瓶。

當然,文科差別和細分導致理科人的不懂,隨口一說更是一大長串:不懂中國文學,不懂外國文學,不懂文學比較,不懂文學史,不懂文學理論,不懂語言學,且內部更細的分化也不懂;不懂世界古代史,不懂中國當代史,不懂宗教改革,不懂土改,不懂思想史,不懂經濟史,且內部更細的分化也不懂;不懂古希臘哲學,不懂現當代哲學,不懂康德,不懂斯賓諾莎,不懂現象學,不懂解釋學,且內部更細的分化也不懂……總而言之,不懂人生。

列舉這麼多,只是想說明,無論文理科,即使作為所在學科最前沿的學者,面對他人研究領地的銅牆界碑,仍舊像是個茫然無知的愚夫,tooyoung,toonaive。碰壁多了,也許就會覺得牆很荒謬。不懂者完全可以認為中文學者矯情,歷史學者無聊,哲學家狂傲,總之,他們都帶着荒謬的鬼臉。西哲有雲,正因其(上帝)荒謬,所以我才相信。

但是,在許多人的認知里,「荒謬」和「很懂」是一回事,和「相信」八竿子打不着,他們並不因其「荒謬」而「相信」,卻只因其「荒謬」而覺得「很懂」。我並不是說,對待一切「荒謬」的東西,我們都應該相信,但對待看似「荒謬」的東西,我們給自己留一點「可能不懂」的自覺,似乎是必要的。因為滿滿的自負真的會遮蔽掉所有的「不懂」,同時失去人生的許多樂趣。人生常常並不因「不懂」而變得渺小,卻常常因為「很懂」而變得狹窄。

這世上我們不了解的東西實在太多了。即使我從來都是善意地假設這個世界存在博通古今、學貫中西、兼修文理的天才,但因為目前這樣的人似乎已經很少,所以對於理科的從業者來說,對他人領域的哪怕只是稍微的關注,似乎都是必要的了。文科里「形同實異」、「形異實同」、「形異實異」的東西並不比理科少,個中復雜纏繞的關節也並不比理科容易,恐怕非深入其中所不能了解,而盡可能了解這些,恰恰就是回答「人生」問題的關鍵。俯下身段,進入他者的語境,是了解的開始。而「了解他人」需要一種克制自負的忍受力。

真的,人生常常是一場忍受。我們應該學會忍受自己處處可能存在的無知,以及別人處處可能存在的「有知」。多多忍受之後,則宜多多了解。也許,在那些看似「人人都懂」的學問里,還有多數人都不懂的蹊蹺,多數人未曾體驗過的偉大。這恐怕應該成為理科人看待文科的底線。理科人應該意識到,在技術之外還有人生,這個存在需要深入考察、體悟才能有所知道。這個意識,大概就是他們和文科人友誼的小船說翻卻不會翻的形而上學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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