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政策性銀行須更多關注海外風險
※來源:和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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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企業和資本「走出去」的過程中,中國的銀行機構特別是政策性銀行(進出口銀行、國開行等)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另一方面,受國際政經形勢變化、銀行業自身能力限制、國家戰略規劃刺激等因素的影響,政策性銀行在「出海」時所面臨的海外投資風險(特別是主權風險)以及投資損失規模,也達到了驚人的程度,必須予以正視。

英國《金融時報》日前報道稱,按照經合組織(OECD)的衡量標准,中國在2013年到2015年期間發放的發展融資的前10個接收國中,有6個被認為屬於違約風險最大的國家之列。相比之下,世界銀行在2011年到2015年期間的發展貸款的前10個接收國中,只有兩個國家處於同一風險類別。去年,中國承諾向非洲提供350億美元優惠貸款,但低迷的國際油價削弱了借款國以石油作為抵押物償付中國貸款的能力,使得中資銀行和非洲借款國對於簽署新項目變得更加謹慎。文章引用國際學者的評論指出,與世界銀行不同,中國政策性銀行在放貸方面沒有明確的與債務可持續性相關的限制,這導致了一些不切實際的交易,尤其是與商業銀行不同的是,中國政策性銀行更願意接受被認為在政治上有利的項目。《金融時報》指出,境外放貸激增已使得中國政策性銀行高度暴露在多個國家的違約風險之下,這迫使中國政府展開反思,其結果可能重塑中國與發展中經濟體合作的方式。

在國內,隨着經濟下行以及各類投資增速不斷放緩,中央愈加借助政策性銀行加強對重大政策目標的支持力度,要求為那些對商業銀行通常缺乏吸引力或無力承擔的項目提供低成本貸款,發揮准財政功能。而政策性銀行在積極做好政策性業務的同時,也不斷拓展自營業務和開發性項目。按照業內人士的話說,政策性銀行的狀況是商業性業務也做,政策性業務也做。

另一方面,出於確保穩定的資源、能源供應來源、開拓海外市場以及地緣政治的需要,近十年來,中國也開展了大規模的海外援助與投資,這方面政策性銀行更是沖到第一線。有研究發現,2007年至2014年期間,國家開發銀行和中國進出口銀行這兩家中國政策性銀行,僅為海外的能源項目就提供融資達1180億美元,與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美洲開發銀行等多邊貸款機構提供的融資額相當。很多中方參與的項目,是國際多邊機構不願或不敢涉足的。之所以會這樣,除了項目本身評級不過關外,對政治(主權風險、人權)的考量以及對環境影響的擔憂等也是重要原因。而中方因為較少受制於西方的信用評級,再加上貸款有政府間協議做擔保(包括以大宗商品做償還貸款擔保等機制),因此中國政策性銀行顯得更願意承擔風險。

不過,近年來,很多獲得中國大量貸款和援助的主權國家,都面臨着嚴重的經濟與社會危機。在南美,中國以石油作擔保貸款等形式陸續向委內瑞拉提供了近600億美元的資金。巴西石油公司在2009年就獲得中國100億美元貸款,2015年李克強總理訪問巴西時,中國與巴西還簽署了總值530億美元的投資協議,2016年2月則再次獲得中國國家開發銀行的100億美元貸款。僅2015年一年,中國在拉美的投資就比上一年增加了一倍,達到290億美元,並超過世界銀行和美洲開發銀行在拉美投資的總和。如今,巴西、委內瑞拉等國經濟蕭條、社會動盪加劇,中國在當地的很多重大商業利益及信貸投放,都面臨着可能無法收回的重大風險。至於非洲,中國在利比亞的巨額損失自不必說,在蘇丹、南非、津巴布韋、尼日利亞等一些國家,中國的相關投資的安全性也日益受到內戰、治安惡化、當地經濟放緩、外商投資政策變化、腐敗等多種因素的威脅。除此以外,西方的很多媒體和機構仍不斷炒作中國在非洲所謂「掠奪性開發」的話題,意圖藉此增加中國在當地與他們的競爭難度。

安邦智庫(ANBOUND)研究團隊認為,未來很長一段時期內,全球經濟放緩的趨勢很難扭轉。而西方發達國家的歷史經驗和數據更顯示,一個國家只有在海外進行大量投資並長期獲得穩定的海外資本收益,才能為國內經濟的發展提供更廣闊的發展空間,並顯著提高本國居民的財富水平。這也是為何「一帶一路」構想被看作是中國未來最重要的國家宏觀發展戰略的原因所在。從這個角度說,中國的政策性銀行今後勢必會進一步加大在海外的投融資力度。

但如上所述,中國在海外的各類投資、援助所面臨的各類風險是很大的,而與未來龐大的海外投資需求相比,中國的外匯儲備則顯得極其有限了。過去1年里,受到資本外流、海外投資以及匯率維穩等因素的影響,中國的外匯儲備縮水了近1萬億美元並降到3萬億美元水平,外匯使用速度太快了。而且剩余的這3萬億中,有1萬億左右的美債,有1萬億美元是動不了的死庫存,能實際動用的也就是1萬億左右。如果未來仍動用外匯儲備維護人民幣匯率,中國可用的外儲規模會下降得更快。

在我們看來,「一帶一路」是一個龐大而持久的戰略,實施起來必須撬動規模龐大的國際融資市場,這也是中國發起設立金磚銀行、亞投行等國際金融機構的主要原因。同時,中國僅存的這點外匯儲備不容許我們再像以往那樣盲目的進行海外投資,更經不起以往那些讓人心疼的投資損失。從這個角度說,中國政府以及幾家政策性銀行,都有必要認真反思以往「出海」過程中的各種得失,應重新梳理和設計我們的海外投資和產業合作的模式、策略,並向國際多邊機構借鑒更多有益經驗。對政策性銀行來說,如果開展海外業務時過度強調政治因素而不更多強調財務健康、資本約束和企業治理水平提高,其境外風險敞口將很難收窄,並妨礙未來海外業務的可持續性。

中國政策性銀行的海外業務,很多缺乏可持續性甚至實際可操作性,正暴露出越來越多的風險。未來中國大量的海外投資以及中國有限的外匯儲備,都要求政府和銀行機構認真反思以往的政策得失並重新梳理海外投資、援助策略和模式,縮小海外業務風險敞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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