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開倒車 民粹和泛政治化嚴重打擊投資
※來源:和訊網

安聯投資亞太區股票首席投資總監陳致強撰文指出,最近與同事討論經濟前景,發現全球經濟處於轉折點,有機會從全球化及去監管化,轉向至民粹及保護主義。在作出投資決定時,政治往往是一個不可或缺的考慮因素。這篇文章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最近舉行的法蘭克福投資論壇上,我們發現,如今的政治環境及風險無可避免地是很多投資者的關注所在,例如今年6月舉行的脫歐公投、11月即將舉行的美國總統選舉和意大利的公投活動,對投資市場或帶來頗大影響。

我們發現這些事件可能不只是短期的偶發事件那麼簡單,背後似乎有一個更深層次的意識形態。

自1980年至2008年金融海嘯期間,這個世界是朝向全球一體化及去監管化的發展方向,國際企業的足跡遍布全球各地。由於貿易壁壘逐步解除,貨品價格下降,消費者受益良多,跨國企業的生意亦愈做愈大,透過提升物流效率及經濟規模,令盈利得以擴大。另一方面,欠缺競爭力及規模的本土小型制造業,便往往成為被犧牲的一群。

要數到全球化的「贏家」,非跨國企業及亞洲國家莫屬,中國更憑着便宜的勞動力而成為「世界工廠」。相反,發展成熟國家里面的中低收入勞工及本土公司,其價格不及亞洲貨品便宜,成為了全球化下的「輸家」。

幾十年來,政府競相吸引跨國公司,即使這些公司對當地就業其實沒有多少幫助,也未有帶來太多的經濟增值。這種趨勢卻推動了由債務資助的全球消費熱潮,並為那些沒有受到全球化傷害的人帶來了財富效應──互聯網和手提電話的普及,更成為了這種融合的催化劑。然而,如今全球化卻逐步放緩甚至有可能逆轉,筆者相信,我們已來到了一個政治上的分岔口。

——英國的脫歐公投結果以致美國目前的總統選情,反映了成熟國家的選民對於目前市場政策之不滿,在他們眼中,全球化的效益未能彌補當地勞工的損失。

——跨國公司絞盡腦汁,在全球不同的稅收制度中游走,有些避逃天堂乘時而起,有時國家卻聲稱收不到應收的稅款,結果是不少跨國企業都卷上了逃稅的丑聞。

——各國政府在金融海嘯後推出的政策,似乎都未能有效刺激經濟復蘇,社會上大部分人無甚得益,相反,那些經濟政策只對富人創造了財富效應,形成貧富懸殊。

——千禧一代即1985年以後出生的人,迷失在高昂的大學學費貸款和無甚前途的工作之中,他們愈來愈不滿國家的民主制度被利用,只集中精力滿足嬰兒潮一代(即他們的父母)的需要,造成了世代差異及沖突。

——人類歷史上一直是窮與富並存,但今天的經濟模式令地方勞工的工資難以增加,生活水平日益降低,加劇了財富和收入不均,並促成了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抬頭。

貿易協定停滯不前

很明顯,全球化及去監管化趨勢已經減緩甚至扭轉。歷史告訴我們,一旦這樣的趨勢開始,便可以持續一段時間。雖說這種政治趨勢對投資者確實影響可能為時尚早,但有幾點值得各位參考。

首先,是幾個能加速全球化的國際貿易協定,例如跨太平洋(601099,股吧)伙伴關系協定(TPP)和跨大西洋(600558,股吧)貿易與投資伙伴協定(TTIP),都有些停滯不前。由於全球貿易約占全球國內生產總值的40%,政客們對貿易協定的態度轉變,有機會令原本已脆弱的經濟增長雪上加霜。如果全球貿易本身是一個經濟體,它將是世界上最大的──幾乎是美國經濟規模的兩倍,但決策者卻很少這樣看待貿易。

其次,在過去幾十年的全球化中,跨國企業(尤其是貿易及金融行業方面)獲得了大量益處,但如果政治愈來愈傾向本土品牌及強迫地方稅收,則會大大打擊跨國企業。最近的苹果與歐盟之間的稅收爭議,便可能阻礙資本分配和減少股東回報。筆者認為,世界不需要更多的摩擦,我們應當記住上世紀三十年代保護主義興起時對世界的影響。

民粹主義方興未艾

第三,近來我們聽到各國政府提倡更多的財政和基建支出。在印度、印尼和非洲等未來的大經濟體,巨大的投資是必要的,同時,發達國家亦應該花費維修老化的基建。

然而,這些投資必須以可持續的方向發展,並能有效提升經濟和生產力,而不是單純的為興建而興建。否則,只會與「龐氏騙局」無異。

第四,發達國家的政治家們,必須面對福利制度所帶來的龐大成本、千禧一代不滿嬰兒潮一代所能獲得的福利,以及人口老化之挑戰,當中,以日本和歐洲大部分地區的問題最為嚴重。事實上,即使在美國,目前尚未償還的債務占GDP已達100%,若再加上那些賬面上的承諾,比率將大增至500%或130萬億美元。最後,可以預見,移民和極端伊斯蘭主義興起,為整個歐洲和中亞帶來深遠的政治緊張局勢,這種緊張局勢所帶來的民族及民粹主義,可能比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所經歷的更為嚴重。現代世界不再以西方視角為依歸,世界力量也有可能重新洗牌。(文章來源:hke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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