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冬：港府對內地的瞭解、溝通、調研多停留在表面水平。若港府在自由經濟的藉口下固步自封，不在人民幣國際化上搶佔先機，香港的金融地位遲早會被上海超過。
在過去 10 年，香港與內地經濟的融合程度增加了多少？內地遊客訪港數量增加了多少？內地雙非孕婦來港産子案件增加了多少？港府政策決策層中來自內地的精英人數又增加了多少？
國家發改委日前發佈了在 2015 年前將上海建立成人民幣中心的報告，刻意模糊了人民幣在岸中心與離岸中心的分別。港府多個部門四處打探此報告的背景與真意，生怕自己離岸中心這塊奶酪被人動了，卻又不敢聲張。
其實，打幾個電話就可以搞清楚這份報構架與內容基本上來自上海，發改委出面發佈更多是走形式。在香港有能力打幾個這樣的電話的，應該不下百人。仔細讀讀內容，此計劃充滿了計劃經濟的味道，在離岸中心問題上語焉不詳，對若干重要的前提性基礎設施亦無交代，而這一切的一切取決於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此計劃中離岸中心部分，其實實施難度極高，可操作性不佳。在香港有能力得出此結論，應該不下千人。
港府在這個問題上消息不靈、分析不利，明顯和目前的管治團隊，在與內地的非正式溝通渠道不足、分析能力不足有關。這件事反映出港府決策層的一個結構性弱點。香港與內地城市的融合、競爭與共榮，關係到香港經濟的未來、八百萬港人的生計、一國兩制的落實與光大，但是港府對內地的瞭解、溝通、調研卻多停留在表面水平、官方層次，許多當事人抱著就事論事、得過且過的心態。
以筆者觀察，除個別幾個部門外，不少高官在與內地官員溝通時，常有小學生交功課的感覺，功課繳上、扭頭便走。長期信任、個人關係，似乎都是可有可無的。這裏，既有對香港政治及公務員體制的自豪（有人說是傲慢），也有對自己的普通話的自卑。這種自豪與自卑的糾結，並沒有隨著兩地經濟融合的加深、兩地官員交流的增加而減少。
內地官場風氣是否好，另當別論，但是港府對中國經濟形勢的洞察力、前瞻性，對於香港經濟未來的繁榮與競爭力卻十分重要。上世紀最後幾年，香港錯失了與深圳全面合作，將本港經濟推上一個新臺階的歷史性機遇。如今香港面臨著人民幣國際化的大趨勢，如果港府可以審時度勢、積極爭取、堅決執行，香港金融業可能得到一個近幾十年來最大的商機，香港經濟也可能因此轉型。但是如果港府在自由經濟的藉口下無所事事、固步自封，哪怕有中央政府的幫助，香港的金融地位也遲早會被上海超過。
如今的香港經濟，是一好遮百醜。股市的榮景（加上自由行）掩蓋了其他行業競爭力的下降、成本的上漲、收入分配的不均及社會公義的不彰。如果香港不能在人民幣國際化上搶佔先機，十年之內金融業便會開始萎縮。可惜的是，港府眼不明、耳不聰、腦筋也懶得動，坐待北京喂食。
